我想就海外东方学和所谓汉学略抒浅见。
人所共知，东方学、汉学是西方殖民国家在向外扩张时期发展起来，号称是东方学家、汉学家的学者群体所建立的知识体系。他们把他们的探讨和认知加到了他们塑造的对象上，东方学、汉学成为认知者对认知对象所施加的一种思想加工。直到本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梁启超，赢得莫扎特式史学家之美称的学者雷文森（J．Levenson）的著作，仍被恒慕义（A．R．Hummel）批评为中国只是存在于雷氏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无待赘言，当时东方学家、汉学家再现的事实以及他们再现事实的表达方式既然主要是他们的思想的加工，必然或多或少存在对原本的误读，不尽符合实际真象，此其一。他们所从事的再现，由于是再现，也不可能摆脱再现者使用的语言和语境的局限，不可能摆脱他们所从属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或政治立场的宰制，此其二。因此，他们所理解和塑造的对象存在错误和盲域是无可避免的。要求他们“政治上正确”和“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他们的理论架构，殆难摆脱欧洲中心、西方优越，正如中国在西方冲击下也难于摆脱“中学为体”一样。这种情况如影逐形，如水就壑，既在研究过程中导致种种偏颇、扭曲，也在表述中掺杂上种种先人之见。
1969年，福柯（M．Foucault）发表了《知识考古学》。影响所及，使西方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热烈地讨论了一阵子社会宰制、知识为权力所决定等问题。六七十年代，在意识形态非殖民化时期，阿拉伯世界陆续刊行一些著作，谴责西方学者为殖民主义张目的罪过。1987年，赛伊德（Ed．Said）发表《东方主义——西方的东方观》推波助澜，促成东西文化相互关系、特别是权力与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又一轮激辩。随着探讨的深入，人们发现西方的东方学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福柯提出“力量就是知识”（powerisknowledge）用以代替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ispower）那样简单。
一、西方学者的东方学、汉学著作的价值显然各有不同。例如，1903年沙畹刊行《西突厥史料》，就其参证多种史料而做的史实发覆和对东西接触大势所做的综合论述而言，令人今天读来仍然佩服。1911年3月罗振玉刊布京师所藏的一份摩尼教残经文书，沙畹及其高足伯希和当年就刊布了法文译注，就其注释的渊博深邃而言，今天只有因新材料的发现和考释而能对之做局部的订正。诚实、严肃的著作历久而弥新，而全属反映作者自身心态和偏见的作品则注定了经不起时间的淘汰。事实上，大量的东方学、汉学著作已被人们弃置。
二、无论哪位学者，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都成长于各自的既定社会环境和语境中，受到主导的意识形态的熏陶。任何学者不论他们去从事研究工作时多么力求客观、公正，也避免不了他出身于其中的各种符号系统（semioticsystems）的综合的影响。
三、权力宰制虽然是多种符号系统中至为重要的系统之一，但幸亏不是决定学者思维的唯一系统。当我置身于海外著名图书馆的巨大书库之中，出入于举目望不到头的一排排书架之间的时候，我认识到，其中许多东方学、汉学著作并不是御用学者的撰述。就其主体而言，它们是观念多元（pluralityofideas）、理性思维的结晶，是严肃学者留下来的精神文明的宝藏。绝大多数的著作反映着过去与现在的人们的历时性的思考，也在共时性上验证着类似的史实，诠释着现象，结构着又拆解着种种论说、假设和理论，更新着范式和架构，探索着未来的必然性。正是这种多元的理性思考造就一种切磋、商榷异见的学风，使已形成的见解在对话中不断得到创造性的重新。例如，今天不少学者已在不等程度上自觉地改变西方中心论，赛伊德也接着发表《帝国主义与文化》来修正其先前著作中观点的偏颇。这种学风使得再现知识与反映史实真象构成一种发展、推移的关系，从而导致今天西方学界的文化相对观，即所有东西文化都应平等相待。
四、在世界经济和资讯体系加速发展的格局中，东西文化相继迈入了传统与现代相综合、东方与西方相综合的新时代。借用巴赫亭（M．M．Bakhtin）的词汇，今天人们生活在“大时间”（GreatTime）之中，相比之下，过去的各种东方、各种西方都处在各自经历的“小时间”（LittleTime）内。因此，今天再做东西文化的比较，就应该按历史主义而将当时的学术各自放置在各自的“小时间”库中。我们还看到，在与“大时间”接轨的时候，每个过去“小时间”的文化没有例外都在不等程度上经历着转型过程。对此，不仅东方学者，西方学者也同样表现了惶惑和焦虑。现代社会的弊端日益明显暴露，西方学者同样也在整体上重新审视、重新评价他们的历时性的观念、模式、范畴和架构，乃至怀疑及于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进步”等观念。这种情况并不仅局限于后现代主义者身上。
面对这一“大时间”的新格局，我为祖国各民族在“小时间”内创造的文化成就而感到自豪。每当我在世界各大图书馆的阅览室中看到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排满长长的若干书架，天禄琳琅，不由得我不喜上眉梢。在这些民族文化瑰宝中，很多内容已不适用于今日，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它证实着中国在它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朝代都产生过创造性的少数（creativeminority），并以此昭示着中华民族的深沉。中国发展了儒家思想，留下了从公元前841年以来记载确凿的浩瀚史籍，两者铸造了民族魂和历史精神，形成了中国的个性，使中国能够携带着丰富的精神财富进入“大时间”。检阅一下中国过去与异质文化的交涉过程，也不乏善于吸收和创造性转换外来文化的先例。例如，佛教传来，大约经过四百年的消化，智?就建立了“五时八教”的判教框架，网罗了所有传入汉地的五花八门的佛教学说和典籍，做出了中国人对汉地佛教教义的完善归类。又如，坚毅而博学的玄奘远涉天竺，用梵体著论，发挥大乘精义，以生命为赌注，与印度僧人作辩论的挑战。至于汉化佛教中净土、华严、禅宗诸系的发展更为人所耳熟能详，无待赘述。有鉴于此，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当前撞击又一次为中国文化的推陈出新提供了契机。百年来，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中国人已与祖宗习惯的天人合一（holistic）、混元一气（organicist）等思维方式相去甚远了。假以时日，中国必然探索出又一转化外来文化的道路。为了弘通我国的史学，我觉得中国学者应该学习智?、玄奘，留心西儒学案，措意于西方史学的成果。具体说来：
1．西方学者拥有研究古代、中古死亡语言文书的优势，他们整理新疆出土的胡语文献的成绩值得我们注意。
2．今天东亚语言、文化学系遍及欧、美、日本的高等学府，主要的图书馆藏有相当完备的汉文文献，教习、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所在多有，其学位论文、期刊论文、通史、专著，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宗教、金石、形象艺术往往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值得参考。
3．西方从希腊以来就有注意logos的好传统，今天，各种话语（discources）更是不胜枚举，诸如枢轴时代、崩坏与突破、转变与延续、传统中的变迁、核心与边缘等等层出不穷。我们无须追赶这些时髦，但通过阅读韦伯（M．Weber）、施坚雅（C．W．Skinner）等人的著作也会感受到，了解这些工具性观念，或有助于我们阐释历史。我个人的感受是，只有在我们对西方学者所用的术语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够对对话做出自己的参预。例如，社会学家埃特兹奥尼（A．Etzioni）分析社会结构时指出，社会结构有强制、利诱、正名三功能，这一理论广泛渗人到美国研究唐史的H．J．Wechsler，R．M．Somers，R．W．L．Guisso和研究中国史的M．K．Whyte等人的著作之中。对研究唐史的中国学者来说，很容易对埃特兹奥尼的社会结构功能论作出补充，翻阅一下《唐律疏议》，可以用具体例证补充社会结构除了以上三种功能之外，还有强化等级层次的功能。
以上诸多问题，殆非片言只语所能?缕。然所以不惭辞费，意在从知识学角度着眼，略申有必要参照西方的东方学、汉学以提高我们文化通识的浅见。当前，我国新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文物层出不穷，整理、研究水平日新月异。有新史料就有新学问，新史料不断为史学提供新资粮。也许由于羁身海外的缘故，我反而比在国内更经常想到梁启超的研究中国史的三阶段之说：就中国而研究中国阶段，中国进入亚洲而研究中国阶段，中国进入世界脉络而研究中国阶段。实际上，自夏曾佑、梁启超以来，中国学者已经在做着传统与现代的接榫、东西方史学糅合的工作。如果我们在开发自身的文化资源中再适当地考察、了解西方的东方学和汉学，特别是其中的严肃认真、富有创见的著作，作为我们思维的借鉴，必将增强我们自己的实力。有容乃大，融摄内外文化成果将使我们更有能力回应与新世纪俱来的“大时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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